时下建筑的选择与表达的自由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建筑的形态还是意识，与过去有着实质性的不同。确切地说，建筑是社会化的产物，也是普适性的生存认知和形态意识。亦可谓它不再是老子言说的“容器”之单纯，事实上各种意识与表现纷纷进入建筑中，并且成为了人们可操控的工具。建筑在众多领域的参与之下自在性日趋消散，就像荷兰建筑师库哈斯所说的“它已成为其它力量的傀儡而不能自持”。从一个侧面说明，建筑的创造性在不同意识和利益驱使下已经成为离散性的介质，意指建筑规模的不断庞大、使用内容的多变性，以及各种关系运作的随意性，使得建筑设计的整体性、自主性逐渐削弱，而且建筑系统和技术序列在市场操作中被“分解”为若干领域，加入的单位和旨意难以估量。进而言说，建筑本体传递的话语越发牵强附会，在于社会各种力量的介入使得建筑的操作系统变得更为复杂和矛盾，凸现出市场意识取代了专业意识，以致出现了多向多维的杂糅情境。
建筑形态意识的话语因而不是自然的，而是呈主流的社会关系影响与作用的，建筑已陷入了复杂性与矛盾性丛生的困境。正如美国建筑师文丘里认为，建筑的意象和现象并存所产生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显而易见。一方面建筑的选择性与运作性，易于被权贵意志和技术官僚所掌控，并通过符号性和象征性来制造泛意识化的建筑情形，可以说是少数人的话语而不是大众的意愿（图1）。另一方面建筑的形制格构基本上是公共性的，也就是说建筑生成的容器概念促使其变为了可不断改写和添加内容的公共平台。由此而言，建筑的复杂性揭示出自身以外的纷繁杂陈之话语覆盖了建筑的本质性，诸如形象化、绩效化和非地域化等促就了噱头十足、概念奇异以及地方性泯灭的建筑样态盛行。而建筑的矛盾性在于形态意识演变为一种“视觉暴力”并强行置入城市中，其表象丰盛性与内在匮乏性是矛盾的，足以说明形式与内容是剥离的，而且落入了一个空壳的事实而非内容的现时。或是说建筑外表的华丽虚掩着室内的空洞平庸，正如室内的适应性、内容的扩展性以及对人们使用的预见性均淡出了建筑师的视界。为此笔者认为，建筑设计必须思量多用、多变和多义的空间计划，因为室内的一贯性原则在于争取更大的空间效用。
图1 一种泛意识化的石家庄更新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充满时尚元素的物质丰盛期，正如建筑也可以像时装、发型以及身体配饰那样时尚、追风和模仿。所谓“时尚”在于和过去的分异，并使自我从集体中脱颖而出。对于建筑来说，时尚意识的话语传达的是知识形式的突破性，包括新方法、新技术和新形象所具有的特别指称，但有可能是转瞬即逝的耳目一新。如果从城市现代化情形来看，时尚意识有无视地方性的可能，意指缺乏对人文地理差异的尊重和理解，那么其话语易于偏向时尚精神胜过场所精神。事实上时尚化的表现大多是轻视既有性的存在，特别是在商业炒作下出现的“奇特”与“前卫”显然是对立于建成环境的“亲和”与“熟知”。
莱昂·克里尔曾经指出，建筑应当建立在地域类型学的秩序之上，如果没有类型学的严谨，便会堕入体量与表皮的随意游戏。实际上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时尚意识的话语可谓媚世性的图像学流行，既轻率又无原理，结果丧失了维护环境认同的支撑。这里的“媚世性”有迎合、讨巧之意，也有戏谑和自诩之嫌。与其说媚世性是指在物质生产中的突现并成为可消费的形式，不如说营销学的利益图谋往往是将其冠以时尚名头之后来达到的预期。由此可见，媚世性与时尚意识密切关联，所产出的话语自然不那么纯粹，明显带有各种功利色彩，可以说除了各自的利益之外别无所是。
更有甚者，时尚意识的话语会像病毒般迅速蔓延，或形成趋之若鹜的效仿潮，或拼贴、复制和嫁接，并制造出大量的时效性主题和碎片化概念（图2）。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城市的历久场所、既有建筑和环境织理正在被各种名目的时尚意识及其话语所覆盖，诸如中式风、象形风、域外风等等。换言之，信息高速化已使全球化的相互渗透越来越明显，既在碎化地方意义也在整合景象差别，而文化殖民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因此令人担忧的是，国内的城市正面临着时尚意识及其话语的泛滥，既是针对地方的一种批判性表达，也是在放纵中远离生活实际与朴素品质。可以说浮夸性是时尚意识和话语的一种症状，诸如“官气”、“霸气”和“贵气”所推崇的“高、大、上”充斥在建筑与空间中，致使人们在追逐时尚性的过程中偏离了正确轨道，即城市与建筑本应该在沿承循序中创造既属于当代又有本土精神的适宜环境，却成为夸张的、伪文化的和主观臆造的大生产。
图2 置入在石家庄的“东南亚风”
“解构”一词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创造的，应该说建筑中的“解构主义”是一种思潮或行动，诸如美国的埃森曼、盖里和法国的屈米等都是广为人知的解构主义建筑大师，其作品充满着解构意识及其话语且影响深远。不过笔者认为，解构意识不只是建筑的，还针对于城市，意味着“解构”是超越地方性的再构境，既在消解文脉又在重构空间。正如石家庄“三年大变样”可谓对城市“解构”的一个实证，环境基质、历史文脉，以及一些社区和老建筑在此均遭受倾覆，一场运动式的大拆大建显然是自上而下的目标实现（图3）。因此，解构意识的话语是一种激进性的畸变，实质上是亢奋的“城市发展主义”占据了上风，而且还是政治与经济引导的“弃旧立新”。正如政令性的城市更新，在努力去除“落后”的过程中追逐现代化，推出的是政治与经济耦合的话语——与时俱进的发展是硬道理，其成效是城市环境异质与景观趋同的现象同时出现，且十分普遍。
进而言之，石家庄“三年大变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拆与建，堪称“石家庄速度”，正像某些官员表白的那样，“没有大拆就没有大建，没有脱胎换骨的变化，石家庄不可能变成现代化的大都市。”这就说明“解构意识”在国内城市化进程中大行其道，其话语——发展的量纲，是以牺牲城市人文地理和聚居有机性为代价的推倒重建式的大开发。尤其是城市经营与地方经济在获得双赢的过程中出现了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情况：城市的扩张将推动空前大规模的生产型开发，促成消耗式经济，继而迅速转向普适性的消费经济。这就意味着解构意识的话语包含着对城市的破坏性，所到之处必然将空间与环境变为资本化生产的同时推行背弃传统的“拆”与“建”，即切断了场所脉络之后的分形异构。后果是一座城市的可贵资源、可感知的环境，以及那些城市记忆和人文场景被无节制的畸变情形所取代，与其说连贯跨越了多个时期的环境和场所迅即消解了，不如说城市更新制造的陌生感使人们颇为难辨所处的环境。或是说，城市建筑在解构意识的话语氛围中易于出现不可能归属于本土的现代化，实际上已既成事实。
图3 石家庄经历了一场环境跃迁
本文言及的“话语的建筑”这一主题，不限于上述三个方面，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建筑意味着什么？这个既不言自明又难以了却的话题可指向建筑的本原性，但实际上建筑已处在不确定性因素的围绕中。正如在城市更新中涌现出的臆造性、偶然性和媚世性的构形，表明建筑虽说是设想与计划的表达，内容与使用是本质性的、不可缩减的概念，但是明显在建筑中糅合进了太多的不确定的意识、主义和话语。亦可借引法国社会哲学家勒菲弗的观点，空间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中介的，是人们可操持的工具。建筑也是如此，建筑师所坚持的专业“措辞”或形式体系正在接受社会各方的挑战和质疑，那么建筑的话语自然是多向度、多层级和多意图的混杂。所以，建筑师有必要追问“话语的建筑”，在于以一种反思维度的视角来探究建筑的价值和意涵。但遗憾的是，我们生产太多而反思太少。
参考文献
[1]（荷）雷姆·库哈斯．大[J]．姜?，译．世界建筑，2003(2)：44-45.
[2]（美）罗伯特·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Ｍ]．周卜颐，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
[3]（卢）莱昂·克里尔．社会建筑[Ｍ]．胡凯，胡明，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4]（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Ｍ]．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5]（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Ｍ]．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图文选自：《河北建筑装饰》35期【人文·科技】